写给关心我的老师和同学
陶朱秋
我是57届高三1班的陶朱秋，最近得知许多同学一直很关心我，这可能是因为好久不见面
吧。在一中时，我像个长不大的小孩，还老是领着一帮更小的小孩（当时我是辅导员）。除此之外，我有个女儿，是在《黑眼睛》、《空镜子》等影视片中演女主角的陶红。她算是个公众人物吧。谢谢大家的关心，我因病退休在家休息，出远门有点困难。陶红整年忙的不着家。这和很多家庭一样。我们的生活过得平平常常，本来我们就是平常人嘛。陶红的情况已有许多的介绍，她的成长作为父母当然是要负责任、花精力的，在孩子懂道理的情况下，我们尊重和帮助她自己做人生选择。我给她说过，一个人选择干什么并不要紧，要紧的是选择好干什么后，就要通过自己努力，干好什么，干出个样子来。看来，陶红基本懂了也记住了父母的希望和要求，为此也就比较安心。我懂的这些道理，细想起来也是通过老师的教育，自己的实践才有所悟，特别是中学的老师。1957年我高中毕业参加高考，当年正在搞“反右”运动，我的父母那时都受到“冲击”。大概与此有关，在我填报高考志愿时，班主任吴老师找我谈话，有一段话我印象最深。
“不要只填报名校和军工相关专业，那样会因一些说不清的、自己又无可奈何的原因而什么都落空……一个人的成材，上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并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还是自己能不能努力求上进。从这个意义来讲，就没有不好的学校，只有不学好的学生。高考的结果正如老师所估计，我只能到外省去上
大学了。
但是，和吴老师的谈话后，我好像长大了、懂事了。所以在大学的5年中，无论“运动”和“劳动”有多频繁，国家困难时期生活有多艰苦，身体得了慢性病、病痛有多熬人。我都不顾，千方百计地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来学习，最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分配到北京的研究所，不但和全国各名校的毕业生在一起，还有那么多的留学生、博士、副博士在一
起工作。在研究所那十年，在各个方面我从没落在人后，可悲的是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先是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然后又是“516反革命”，我委屈又伤心，产生了调离是非之地的想法，这被北京最大的军工企业知道后，企业派干部处长三次带队来所里要我，所里说我是反革命，处长说“那也要”，结果就这样我被调了过来。从此一直到因病退休的近30年里，我有机会在国家重大科研和国防建设的许多工程中，如东方红卫星、歼7歼8战机、捆绑式火箭、电子对抗、水下导弹发射、超导技术等，做一点工作，也算有点贡献。从这些看，
我也算圆了高考未实现的梦。工作也让我学到不少东西，1991年第一批晋升为教授级高工，今年又被录入北京市高级专家数据库。从我的实践体会，更深地理解了老师的教导，因此我永远感谢老师的教育、同学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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