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水浒》看中国传统文化

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的故事，自从始出施耐庵先生的笔下便广为世人所传诵。书中梁山好汉拥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豪迈气概，却又无奈地生存于“君子”与“草寇”，“平民”与“英雄”，“忠”与“义”，“义”与“孝”的夹缝中。这种矛盾的本质，或者根源在哪里？或许人们过多地重视了故事情节与细节场面，却忽略了，或者说没有仔细发掘贯穿这部经典的英雄主义小说的中国古代封建文化的印记。

自从西汉“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文化演化成了“儒教”。中国封建文化在儒教的统治下渐渐变得僵化与单一，并且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与此同时，这种文化传统也造就了人们的思想与行为的准则和价值取向。

于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出现了三种性格类型的人：“忠”、“侠”与“隐”。

“隐”在此暂且不说，先讲“忠”。主角宋江即是这种人的一个最典型的代表。正如宋江在浔阳楼上提诗所云：“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宋江出身封建乡绅家庭，自小受到来自封建社会中上层的地主文化传统的熏陶，而这种地主文化最显著、最重要的部分便是“忠”、“孝”、“义”。“孝”、“义”冲突则择“孝”，“忠”、“孝”冲突则择“忠”。总而言之，“忠”是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因为它是构成整个封建社会的基石与灵魂。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家中必须忠于父母，而国家正如一个庞大的家庭，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是要求最终效忠的对象。“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宋江正是被这种忠君文化所主宰，以至迟迟不愿上山为“寇”，好容易上山聚义，又忙着竖起一面替天行道的杏黄旗，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聊以自慰。这种思想直接导致最后的被招安，众多英雄好汉的努力化作南柯一梦。

相反，李逵、武松等人，出身草莽，性格豪爽，义气深重，肝胆相照。他们追求的是兄弟聚义水泊，大碗吃酒肉，大秤分金银的豪侠生活。此类人属于“侠”一类，侠士讲“义”，天地间义气最重。主宰他们的是“为知己者死”的封建侠义思想，而宋江便是他们的知己。

“侠”们忠于知己，对“君”不置可否，“忠”们却绝对忠君。宋江作为“侠”们的知己，也作为封建地主阶层的成员，生活在这两种文化的夹缝中，但他却成功地在“忠”与“侠”、“义”与“孝”间寻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为“侠”与“忠”架起一座桥。

可以说宋江是具有双重性格的一个特殊人物。他义气深重，四海闻名，这一点是他“侠”的一面，由于此，他成为讲求“义”的“侠”们的兄长。而同时由于他个人的文化根源，他又绝对忠君。所以宋江的行为必定会向同时满足两方的标准靠拢。宋江的所为，事实证明是在两种文化无法统一的情况下达到的最大的成功。所以宋江率众招安，兄弟大都战死，他却自始至终地认为他作为一个讲义的人，让弟兄青史留名，同时效忠朝廷，岂不两全其美。但是矛盾无法调和，当宋江战胜和他一样的好汉后，兄弟们大都各自散去。梁山泊盛景一去不复返。

正由于此，正直的现代人开始对宋江不满，宋江被斥作“用兄弟鲜血染红自己顶子的假仁假义之辈”。呜呼！宋江冤哉！宋江所处时代造就了他的行为准则，其行为是绝对必然的。当时他是英雄，坚持了他所坚持的东西，他绝对的忠于君主，而且使“忠”、“义”达到某种程度的和谐。他的表现同样出现在大富豪知识分子卢俊义身上，这不能不说是宋江这类地主知识分子的悲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悲哀，中国古代封建文化的悲哀。

让我们再试想一下，如若宋江不招安（当然这不可能），这群封建社会的成员是否会走方腊的道路，无人敢担保。如果走，岂不会重蹈历代农民起义的覆辙，最终走向衰亡？如若不走，众人最终仍会曲终人散。所以无论哪种情况，其结局也是殊途同归，这是封建文化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因为他们只是一些在正义与法度无法正常运作时站出来替天行道的义士，却无力撼动自身因袭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他们的任何行为都会受到当时文化的制约，因为他们就生活在这种文化中。所以施耐庵先生别具匠心地安排这个凄凉的很带悲剧色彩的英雄主义结尾，也正是历史的必然。